气候变化没有国界。如果你不想在未来看到更多极端天气、森林大火、物种入侵、干旱，不想遭遇如新冠一般不可知的疾病，那么最好把地球未来的升温控制在1.5℃以内。

 根据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报告，要实现1.5℃目标要求全世界在205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

 “造成新冠疫情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是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退化。”潘基文说，气候危机和大流行疫情，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新冠疫情是自然向人类发出了警告，我们必须仔细倾听大自然母亲的警告，我们不能与自然谈判，如果我们不能够注意自然的呼唤，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防止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和传染病的爆发。

 2020年是新气候机制的启始年，各国开始走向碳中和。潘基文说，大约在120个国家的支持下，2019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上启动了气候联盟，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各国一个接一个加入，特别是亚洲各国在这个进程中发挥了牵头作用。韩国和日本已经宣布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中国也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大，工业规模也非常大，在这方面，我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宣布国家实现碳中和目标时所展现的领导作用。”

 潘基文说，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需要取舍，但是未来的子孙后代正在呼吁我们现在这一代要采取更果敢的行动进行绿色转型。气候行动和碳中和的倡议已经不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必须项，对于全球的国家和公司都是如此。

 “说到碳的问题，一个是存量，一个是新的增量。”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裁金立群说，碳的存量大多数来自于过去200年的工业国家和发达国家，“你们看工业革命最开始的时候，人口是多少，今天的人口是多少。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碳的排放增加了，但我们不能够剥夺任何人获得能源的权利。”

 “气候变化没有国界，但是到了现实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差别。”金立群说，谁来为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分配资源，对于一些国家，尤其低收入国家可能会担心，如果他们把所有的资源都用来应对气候变化，对自己国家的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

 要么排放，要么经济发展放缓，人们把这个看作是二者取其一的选择，这是取舍的思维。在金立群看来，这种取舍的思维是很多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这种思维方式消极地影响了从高碳到低碳的转型。

 他认为，要把这种取舍的思维改成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执行的思维。就是投资于高碳到零碳的转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削减经济增长的速度。“我们要从传统的取舍思维方式改到新的思维方式上，这是可能的。如果你不相信，你就没有办法动员人们去分配资源，去建设绿色经济可再生资源。”

 “这是近期和长期的利益关系。”金立群鼓励大家从长期的角度来看问题。如果你在绿色经济方面投资，可能短期你会比较犹豫，但是如果你把它看作是对于未来的投入，那么就会看到未来的收益。比如风能和太阳能占到可再生能源的30%，如果你在这方面进行投资，长期而言会有很大的回报。但是，如果还是投资于污染环境的能源，比如说建了煤电场和火电厂，那么未来的三、四十年你的资产就锁定这样的领域，“这其实是非常大的浪费，因为你不知道未来发生什么，未来二十年可再生能源会有什么进步，而这个进展是非常快的。发展中国家应该避免被这种过时的资产锁定，所以我们不能够投资过去过时的资源。”金立群说。

 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说，如果我们现在还在投资传统的火力发电，或者是其他高污染的能源系统，这个系统要运行几十年、上百年，等到技术变革和政策要求达到一定的时候，低效率高风险的投资就会成为社会的包袱。

 前联合国气候变化助力秘书长亚诺什·帕兹托认为，在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大国应该发挥它的领导作用，他们可以推动并引领其他国家来进行碳减排。大国往往具备财政和技术方面的实力，可以发挥典范作用，研究并推广消除碳的方式。这些大国还能促进国际合作，可以采用多边的方式处理气候的紧急情况，也会激励其他国家，重新思考他们在减排上的目标。另外，不少民间力量、企业都非常支持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实现，这种趋势应该得到大国的鼓励和支持。

 张跃认为，人们投资最容易犯错的地方是建筑和城市。在建筑领域，如果把建筑的基本隔热做好，比方说墙体用泡沫做20公分保温，窗户多加两层，再加上通风系统，建筑的能耗可以降低80%-90%，而建筑节能可以一步到位。但改造却是很难的，任何一个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后的改造都很难。城市也一样，城市规划如果方向错了是300年的事，这样就很难做到碳达峰和碳中和。

（来源：上观新闻）